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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子规读后感 读后感100字大全10篇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很少置予关注的非市场决策的集体行动问题。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问题是由于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然而,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研究,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问题依然可以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

在这本书里,奥尔森紧扣“经济人”的行为假设前提,认为利益集团的成员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没有选择性激励或强制等手段下,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物品最大化而宁可自己承担集体成本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即便是基于成员共同利益组成的集团在试图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集团某些目标而采取行动,成员的行动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它都是建立在成员实现集团中某些特定利益的基础上。这就批判了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是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维护共同利益。奥尔森认为,即使集团采取的行动在实现集团目标之后,能够使集团中所有成员获得相对应的利益,也不能推导出所有成员一致自愿采取行动,实现这一目标。

集团或集体设立的最初目标是为了促进和维护共同利益,其组织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在集团内部成员中,集体行动产生的集体物品属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通常情况下,集团在采取集体行动过程中,某些成员的消极对待或少付出行为并不会影响其对实现了的集体物品的分享。这就可能导致了集体成员“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成员宁愿不享受公共物品也不愿付出成本去实现集团目标,所以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集团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运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就拿安全性日益堪忧、形势严峻的食品问题来举例。当这些毒大米、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等食品流入消费者市场时,假设最初恰巧发现问题的一小撮消费者,能够坚决地控告商家,同时给政府施予必要的压力,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取缔商家,以最严厉的措施去惩罚这些为了赚取暴利,不顾消费者生命健康去生产有毒有害的食品厂家,或许就不会出现一大批消费者受害事件。对于消费者群体来说,获得安全卫生的食品是这个集体的共有物品或者说共同利益。当消费者发现危害共同利益的行为出现时,能够坚决说不,运用法律等手段去制止它,那些不良商家就不会这么嚣张地生产有毒有害食品。遗憾的是,我们会发现身边的消费者大部分人即使购买到有毒有害的食品,也会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扔掉这些不合格的商品。即便食用了这类食品,如果不是发生特别严重的疾病的话,一般都自认倒霉,自行承担治疗成本算了。因为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如果个人承担了数额不小的成本,比如法律诉讼成本、举报材料费等,即使让生产有毒有害的商家或厂家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但在消费者个人看来,个人行动给消费者集体所带来的收益是由大家共享的,况且他们也不会分担自己所花费的成本,何况面对的是实力比自身强、拥有各种社会资源的厂家,挑战他们的胜算难以估计。最终,我们学会搭便车,都指望别人付出行动,或者受危害的群体越来越多时,靠舆论压力施压政府去解决。

既然集体中的成员都是自利的,都有搭便车的倾向,是不是就意味着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就不会采取集体行动去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呢?回答是否定的。在这本书中,奥尔森并不否认即便是没有激励或者强制手段,集团也会有集体行动的发生。

集团成员规模有大小之分。成员规模的差别,影响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导致集体行动的结果也就不同。人数规模小的集团,由于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的存在,比如个别成员为了获取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宁愿承担相应的成本去付诸行动增进集体利益。成员人数少,成员间更容易互动,增进互信,因而集团成员更具有凝聚力,集体行动更具有效性。然而,成员规模大的大集团,由于不具有小集团的优势,一般不会轻易组织起来,除非运用强制或选择性激励措施。

在奥尔森论证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一节时,某个别的论证引起我一些思考。他引用并论证“‘我们发现当你期待行动时,委员会应该小一些,而当你希望听取观点、反映时,委员会相对就应该大一些’这一情况显然不只限于银行。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关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手中的。”仔细观察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发现很多决策机构人员安排非常符合奥尔森这一逻辑。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只有7位,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涉及社会重大事件的重要决策时,可以及时迅速地做出决策,比如这次天津塘沽特别重大火灾事件,爆炸事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及时做出关于爆炸事故处置工作的七项决策,避免事态的进一步严重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代表人员规模超过2000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议题都要人大代表酝酿好几年后,才能出台相关决议或法规。

记得以前在论及中国与美国政治民主程度的比较时,常有人引用中央党校赵虎吉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目前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我们当中有些人用这句话调侃中国政治民主不发达,羡慕老生常谈的美国所谓的人权。但在这本书中奥尔森关于美国民主的分析内容中,我们看到的是,以民主最发达著称的美国决策机制与中国大同小异,重要决策总是由关键人物主导并作出的。美国普通民众难以影响重要决策的产生,更多的是民意被代表化,或者上街游行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法案。

事关重要的决策由少数关键人物做出,并不意味着这些决策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但从决策成本来看,它的成本必定比全体成员共同决策所花费的成本小。节约的成本可以用来做其他有利于集团利益实现的事情。另外,从决策时效性来看,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相比多数人做决策,成员意见更容易统一,这是由于多数人组成的大集团,通常成员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比如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等方面,常常导致成员关于决策的意见不合,花费许多时间成本在说服彼此的过程,错过决策实现的最佳时机。

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确实有诸多好处。然而,在这由少数人做决策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奥尔森在书中论证过的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避免因错误决策最终导致政策实施恶果让多数人承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控股股东颇有兴趣提议关联交易、重组并购等影响股价重大涨幅的决策议案,借以此为炒作噱头,实现自身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高价减持手中的股票、获取关联利益。然而,他们并不关心公司实体的经营业绩情况,管理机制是否完善,公司发展战略是否调整到位。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上市公司即便是重组并购之后,公司业绩依然惨淡,受此影响股价大跌,最终使广大中小散户割肉离场,利益受损。所幸的是,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要求越来越严格。

少数关键人物成为代表全体成员意见的最终决策群体的一员,可能由于自身拥有的诸如天生领导力强、社会地位高等条件促成,但这并不默许这一小撮成员有理由侵害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基于保护集团全体成员的利益,我们除了关注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的合理性,更应该注重利益诉求的表达通畅度与决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在论证国家和阶级的正统理论章节中,奥尔森理论对比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奥尔森毫不客气地批判,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忽略了公共物品理论,过度倾向于用一套详尽理论,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经济需求要通过私人企业来满足实现,而认为国家理所当然地提供诸如国防、警察以及法律等公共服务,或者说是国家经济体现出来的是自我牺牲的集体精神发挥所致,一味地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譬如古典经济学家汉斯·里切尔在提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私人组织的关系时,他认为个人的自我经济利益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至高无上,利润动机几乎是决定相互关系的唯一因素。如果国家满足了个人的需求,或是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实现的群体中的个体需求,它这样做只是为了岁入。人类精神有奇怪的两重性,在个人间进行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而在个人与国家以及与许多私人组织的关系中,自我精神又压倒一切。相对于指责古典经济学家没能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国家的理论,奥尔森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是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的,强调了马克思对国家理论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以财产关系划分阶级是明智的,如果按成员的社会地位或特权来定义阶级,马克思也许就不能理直气壮的说他们有共同利益,因为收入来源不同的人可能拥有相同的特权。

此外,奥尔森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深入剖析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时指出:“马克思强调个人自我利益,并认为阶级都意识到它们的利益,这自然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理由。一些人认为这是他的主要缺陷,他对于自我利益和理性强调的过头了??按照穆勒的观点,对政治广泛漠不关心就可以证明马克思认为人们能够实用和理性的参加阶级行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期的那种阶级斗争,但凭此就认为马克思高估了理性行为的力量,这实际上并不正确。相反,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那种阶级斗争,部分原因正是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行为。因为如果组成阶级的个体采取理性的行为,就不会产生争取阶级利益的行为。”不得不说,奥尔森这种分析问题的角度很新颖特别,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又让我产生几点疑问。如果世界上真的所有人都有理性,都想搭便车,那么为什么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有这么多次革命的发生?为什么我们身边总会出现牺牲自我的英雄事迹?

晚清时代,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改官制等的变法维新领导者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屠杀维新派人物时,明明可以在别人帮助下逃离中国,可他却拒绝了出逃的建议,毅然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倡也。有之,请从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而献身。如果仅是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他完全保全自身,逃到他国生存。或许在他看来,他的心属于中国,逃到哪里心都不会安定,与其苟且偷安,还不如壮烈殉国,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起世人的觉醒。再看看前段时间热映的《十月围城》,很多人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来保护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用胸膛挡敌人的子弹、暗箭,他们名留史册、令人感叹。但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些牺牲的人当中有几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谁吗?他们要保护的人对于他们的长远意义是什么?用一句现代流行词,那就是他们“被革命了”。可能仅是出于某种道义上的考虑,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被后人称赞的革命,而被迫参与革命。一些英雄们之所以冒死保孙,目的其实都是事先考虑了自己的某种利益,有的是为了完成父愿、有的是为了答谢主人的恩赐、有的是为了见到自己的女儿??总之,他们参加革命可能是出于个人理性的目的。但是革命能吸引那么多人参加,也说明了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或许是奥尔森在书中没有想到的。

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发生像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资产主义的一系列发展超出马克思的设想,使工人淡化对自己的阶级处境的认识,而不是真正的“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首先,社会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出现愈来愈简单化的趋势,反而变得愈来愈复杂。这是因为,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集中进程十分迅速,但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的总数并没有减少。中小型企业的数目,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继续增加。国民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没有由于经济的集中而消灭。其次,社会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减少为两个矛盾相互对立的阶级,而是出现了进一步分化的倾向。中小企业的继续存在,使旧的中产阶级得以保留;同时,由于私营企业和公共管理机关的增加,这个阶级又得到了“新中产阶级”即白领工人和公职人员的补充。至于工人阶级本身,也由于教育、职业和收入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分化。并且,尽管私营公司纷纷合并,但是股份公司的出现却使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数在增加。总之,社会的阶级结构不是简单化了,而是更加复杂化了。再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增加或扩大,相反,危机的程度及其影响还趋于减弱。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更广泛地使用了信贷制度,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开始出现了经济组织(如卡特尔),三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已大大改善。这些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对其形成经济灾难的威胁,而且还使引发危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外,工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越来越贫困化,相反,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实的情况表明,虽然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工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持续恶化,反之,他们的实际收入明显地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虽然还继续存在,但绝对贫困化已经不复存在了。最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日益加剧,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已经能够有秩序地解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争端。这种发展主要体现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劳工立法,由于工会的努力而得到了改善,这就为解决工会和雇主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事实证明,民主制适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改革。在这样复杂的社会里,不可能由一个中央机构控制和管理一切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化作为目的,并且不能立即和全面地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只能通过不断的建设性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作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奥尔森的“潜在的集团”即发现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外的无组织的潜在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这样的研究无疑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再者,他详细分析了大集团与小集团在实现集团目标的效果差异,启示我们对于组织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时,要充分运用“选择性激励”。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为集体目标而贡献,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这种激励机制的精髓也告诉我们,在选择激励措施时,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每一种理论与观点的提出,背后都会有质疑的声音的存在,因为大家的认识角度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同。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对待它们应采取批判与理性的态度。基于此,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古代,为了今天的中国,学习西方,为了东方的中国。我们认识每一种理论,都是为了汲取其中的精华、得到一定得启发来服务现实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对待每种理论,不能迷信太深,也不能全盘否定,取其长处,反思我心,掌握知识,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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